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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新的起点上

作者: admin 来源: 未知 发布时间:2019-01-11

  我有自己的准则,一定要做“对”的事情,首先对自己的良心来讲,要能够过得去。

  2008年我原本准备离开国美,开始做我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很可惜,11月17号这天事发生了,黄先生被中国的司法部门控制,这引发了国美的危机,我不能离开。

  黄先生出事到今天已经有22个月了,股权结构到今天为止,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特别是对大股东本人而言,他的股权占比,没有任何的变化

  到底是为什么?假如黄光裕真的坚持这个观点,我会和他讲这句话:你这个公司不应该上市,国美毕竟是一个公众公司。

  在这样矛盾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定只能按照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来做决定,不能以单一股东的利益为导向,这是矛盾的焦点。

  我本人包括我们管理团队,有一段时间根本无法工作,只要手机开机,一天几百个恐吓电话、谩骂电话、几百条短信,还有Email。

  只要我在这个公司这段时间内,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海外的投资者成为这公司的单一党。

  当时我就召集了高管团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事情。从情感的角度我们感觉应该帮这个忙,把这一亿五千万(杜鹃罚金2亿)及时缴纳了

  真实的情况他(黄光裕)是从头到尾反对(股权激励)。不像现在传说的他也支持,说我们做的不妥当。这件事情我们曾经和他本身有文字的沟通和交流,他从来都反对。

  对国美上市公司部分来讲,我们未来五年计划已经很明确,要翻一倍以上。但是我们对外没有公开过对非上市部分的规划,实际上它同样要翻一倍多。

  到了法这个层面,还一定要去讲情、讲道义,那就变成江湖了。社会变成了江湖,就不是经济社会了。

  主持人权静:财富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激励您继续在事业上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陈晓:这个话题实际上很多人都谈过,从我内心的想法,人在不同的时间,拥有财富的数量发生变化的时候,肯定会有引力上的变化,比方我自己,当我赚到第一个一万块钱的时候,可能我更多想到的是这个钱对我的家庭来讲,对我的父母来讲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钱到了10万的时候,可能想法就改变了,到了一百万,一千万,到了一个亿以后,可能数字对我来讲已经完全不是我个人和财富发生关系。而是财富对我未来的人生来讲,能做什么事情。而不是个人单纯从消费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主持人权静:刚才说到这些财富对您未来的人生还能做什么事。您希望通过财富、或者对财富的控制权来做些什么?

  ;或者对其他人来讲,你做的事情对周边的人有帮助;或者对整个社会来讲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对我的管理团队也是这样,任何的决策首先要做正确的事,做对的事情。

  主持人权静:类似的话,也在之前的采访当中听您的女儿说过,我看到您的女儿说“爸爸咱们不差钱,这些钱这辈子可能消费生活都花不了,为什么不享受天伦之乐?”而在当前国美陷入纠纷之后,您还要继续在这个事情上坚持下去,有没有想过引退的问题?

  陈晓:这个问题很早以前就讨论过,就思考过。包括在08年,2008年对我来讲很特别,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我和黄光裕先生的合作过程之中0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11月17号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在四五月份的时候,香港证监会对黄光裕先生和杜鹃女士等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对我当时的冲击也很大。虽然当时倒没什么事情发生,但对公司未来意味着什么?可能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一个人,当时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总感觉对公司来讲这是很大的危机出现。后来到了9月份的时候,我知道黄先生他已经被中国的司法部门限制出境了。当然这一年发生了另外很多事情,比方像金融风暴,

  ,黄先生被中国的司法部门控制,这个时点上引发了国美的危机,我们现在讲生存危机,那件事发生以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特别是我们的经营环境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所有的银行在第一时间压缩我们的贷款额度,所有的供应商在第一时间担心他们的货款会出问题,来要债,公司的资金链一下子从100多亿的银行授信,少了10倍。这样的情况,很多企业根本无法想象它会出现什么结果。一般的企业应该多不存在,资金链断裂了。对国美来讲更大的问题是,在香港当时有52亿债务,公司这种状态,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它提前赎回的所有条件,那个时候假如说香港的资本市场当中,CP(即短期融资券)提前赎回,只要发生的话,那么公司显然是完全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债务的。那个时点上,公司处在十分危机的状态,它有可能明天就倒闭了。

  首先我自己也是股东,从股东角度来讲,这个上市公司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对所有的股东来讲,投资就变成了0。另外我们这个公司通过广泛的社会资源的嫁接才会有价值,对这些银行、供应商,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来讲,假如公司出现这种结果的话,损失显然会被进一步放大。同时我们无法去面对国美的几十万员工,包括曾经为这个企业付出过,努力过的团队。这个时点上,对我来讲是没有任何的余地选择离开,只有一个办法,坚持,坚持,然后能够去渡过这个危机。很幸运,我们是渡过了这个危机,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可能过程比较漫长,这一段对所有的参与的人来讲都是刻骨铭心,甚至我们不愿意回忆这段,因为太艰苦,太艰辛,太多的困难和压力。主持人权静:当时出于责任也好,道义也好,您不能离开。但当时除了您之外,还有别的人可以担负这样的职责吗?我们也想知道黄先生在被捕之后,最后一次和您通电话或者见面是在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们都交流了什么?这个责任是您自己觉得应该去承担,还是他赋予给您的?

  陈晓:之前没有预期这个事情发生那么快,当时考虑更多的是我希望要离开这个公司,我对这块的发生还是感到很突然,当时我的想象是可能公司有风险存在,但不会那么快来临。在来临以后,实际上已经没法和他再联系了。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问题,对我来讲也没有思想准备。

  陈晓:当时没有预期17号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谈的更多是对公司经营上的一些讨论。

  陈晓:他没有很明确地表态,他认为我要做这件事情,一定是我想清楚了,他没有更多的挽留。

  主持人权静:所以后来当事情发生之后,您是出于对国美的责任和您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做?

  陈晓:我相信假如不是我,任何人在这个岗位上,应该同样会采取这些措施和做出这些决定的。这肯定是一种责任。

  主持人权静:当时会想多远,会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会想到您和黄先生之间会出现针对国美控制权的似乎无法调和的矛盾吗。有想到那么远吗?

  陈晓: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如何让这个企业能够存活下来,这个企业一路走过来,我们都付出了很多,

  在这样的时点上,我们都没有办法考虑更多的问题,只是说如何能够去挽救公司,使公司能够存活下去,我们想的就是这么简单。主持人权静:这是很简单的想法,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对于这件事情外界有很多评论和分歧,我们也听到很多业内的人士包括网友在分析陈先生您一路为什么会做这样种种的选择,也有这样一种声音,当初永乐被国美收购的时候,您就为以后控制权之争埋下伏笔,当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您成为国美的实际掌舵人,更有这样的说法,您一直在隐忍,为了得到最后的权力的到来,您觉得这种说法对您是误解吗?

  陈晓:不光是误解,可能另有原因。对我本人来讲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人会预测到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精心设计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关于这点,要阐明。首先从06年看永乐和国美的合并,当时国美和黄先生也面临着困境,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有记忆的人能够记忆起那一段,那时候国美发生了一次波动,也是司法部门对黄先生和他哥哥的一些调查引起的资金链危机,或者说重大影响。当时黄先生和我之间应该还有很多对行业未来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想法,所以那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当时一方面把永乐托付给了他,同时我也想真的和他一起为这个行业未来的变化,在做些共同的努力,使得这个行业发展得更好一些。

  主持人权静:当时06年您不知道黄先生在财务上,或者在其他方面有这么多问题。

  陈晓:对,可能对他的理解不是这么完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感受到确实在某些做法上未必妥当或者某些做法不一定合理或者合法。

  陈晓:对,包括08年证监会对他调查的事情,之前一点不了解。一直到09年8月份,证监会对他起诉以后。实际上这个部分,因为起诉以后,对公司来讲很被动,监管部门起诉了你们公司的股东,一个董事,出现了这些问题,对公司来讲,必须把这件事情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对公司意味着什么,对其他股东意味着什么?我们经过请了独立的第三方专业律师进行调查,内部调查以后,发现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而且这个严重的结果你看到以后,作为董事会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否则董事会就是不称职或者没有为所有股东考虑或者没有为公司的整体利益去考虑。这也是很难的选择了。今天这个事情从媒体角度来讲,还认为我们在落井下石,但实际上等到你了解真相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董事会,特别像我作为董事会主席,就必须做出决定。这是整体和单体的思考,

  主持人权静:您当时矛盾过吗?在您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出现道义和情感,理性和感性的纠结,很多人说当初被并购之后,黄先生对您个人生活的照顾,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后来当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会不会顾及当时的情分?

  陈晓:没有办法用理性和感性两个词去理解了。也就是说在法律面前,在情感面前,假如法律的层面没有深到一定程度,完全可以考虑情感,但是法律层面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首先考虑在法律面前做什么安排。这很简单,比方说隐瞒不报,或者叫窝赃,类似的这些东西,最后法律还会出现冲突。法律来讲我们不能做违法的事情。假如说一边是违法,一边是情感,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做出判断。法律的层面不是那么严重,你的情感完全可以放在上面。法律层面来讲,严重到一定程度,没法用情感替代法律。我相信所有的人在我当时的岗位上,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

  最近媒体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很多很多指责我的,指责我和我的管理团队的。这些情况,我们之前也没有和媒体有充分的交流,一直没有清晰的声音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最近我也在反思,这些情况我们应不应该和媒体去讲清楚,和公众去交代清楚,因为今天的结果,是媒体受到了很多不是真实情况的影响,

  现在我们看到所谓的控制权之争,陈黄之争,股权之争,这些话题从我本人和公司管理团队来讲,实际上都不存在。我们可以去看,所谓的指责之中,说股权之争,黄先生出事到今天已经有22个月了,股权结构到今天为止,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特别是对大股东本人而言,他的股权占比,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是到今天为止一个客观的情况。同时,从公司董事会的组成来讲,现在大家都在传说大股东在董事会没有人能代表他的意志,实际上董事会11名董事,除了3名贝恩的董事之外,其他的8名董事都是大股东推荐的,或者说是他认可以后推荐的董事,今天这些董事还是这些董事,没有任何变化。包括他的百慕大公司的董事也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伍建华先生完全是站在大股东的利益在发表意见。我们很难去理解什么叫做大股东在董事会没有代表他的利益的人在发声音呢?这个我感觉与事实有很大的差别。

  主持人权静:您觉得那8名股东是大股东认可推荐的,就表示现在他们的决定就可以代表黄先生的决定。

  陈晓:这不能划等号,如果黄先生的决定就是董事会的决定,这个董事会就变成黄家的董事会,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作为公众公司来讲,董事会的决定应该符合所有股东意见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决定。恰恰是这一点,是黄先生指责我们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董事会是不是该完完全全地听大股东的。不是他推荐的董事,假如在董事会上完完全全听从大股东的意见,其他60%的股东利益谁来保护,

  我们现在董事会所有成员在做决定的时候并没有错,听大股东是要看在什么情况下,假如大股东的利益和所有股东利益一致的时候,应该完全听。假如大股东利益不能完全一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每个董事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尽他董事责任,从整体公司利益和整体股东的利益去思考。主持人权静:刚才讲了董事会不能完完全全听大股东,是不是也不能完完全全不听大股东,大股东是否也应该有表决的权利,比如说之前董事会曾推翻了大股东的权益,批准了对三名贝恩董事的留任,还有大股东在董事局里是不是应该有一名自己的执行董事,这点您怎么看?

  陈晓:不应该完全代表他的声音,假如是董事,这是董事职责让你承担的责任,不能说我是谁推荐的,我就必须考虑谁的意见。我应该考虑整体的利益,兼顾他的利益。现在回过头讲大股东(被主持人打断)

  陈晓:所谓的保障,举很多例子,在引进贝恩投资的时候,有人说大股东没有参与。实际情况呢?实际情况,首先来讲这个引资,当时背景下,引资很困难,首先是金融风暴,其次是所有人都知道融资,不融资是活不下去,这样情况下,融资相对来讲比任何其他企业来的融资更被动和困难,而且所有的投资者无一例外提出说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向公司投资,但是为了减除他的风险的压力,董事特别是股东结构要发生变化,这点恰恰是大股东所不愿意做的。所以最后看我们的融资以后的股权比重和融资之前,原有股东的比重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也就是像黄先生作为第一大股东30%以上的股权得到了维护。这一点,很显然我们是完全考虑了大股东的诉求和他的权益以后的结果。

  主持人权静:当时有沟通过吗?您觉得融资也是尊重了黄先生本人对于他股权不愿意被稀释的想法,当时黄先生已经被捕了,当时就这一点,你们是否进行过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呢?

  陈晓:应该说黄先生的亲戚甚至在谈判过程中,和贝恩投资方面也有相当的交流和讨论。应该说他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和他们对不同意见统一以后形成的一些共识。但今天说这个过程“黄先生不清楚,黄家不知道”。显然和事实有严重的出入,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讲融资这段,首先融资的结果对大股东的摊薄这部分并没有涉及到。其次在过程之中,黄氏家族参与,也和贝恩有充分的交流和沟通,最后的结果他的股权并没有被稀释。再说所谓的捆绑条款,原来很多媒体讲我们是一个精心的设计,有捆绑条款,

  原来像06年华平CB(可转换公司债券)进来的时候和黄先生的捆绑,我们在那么艰苦下完成的融资反而没有任何的捆绑。现在有很多传说说写捆绑条款,你看从融资以后的大股东股权结构的保持和中间他们也参与了和贝恩的接触和交流,到最后根本没有捆绑条款这些,现在媒体上所传播的好像和这个事实情况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反差。这是其中一件事,在融资过程里到底怎么回事。我相信今天很多舆论上传播的一些情况和实际情况有巨大的差异。就从这点往下讲,这点都保持下来了,又何来最后那句话,故没有变化,董事会成员有八个是他推荐的,怎么变成踢走大股东,很多媒体在说的,特别是邹晓春先生在各种场合反复讲的这句话,我就不理解他这个到底是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到底想通过这样的说法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很难理解这是黄先生个人的意愿吗?我感觉不大可能。到底出于什么人需要在大众面前用谎言掩盖真实情况,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这边也很难理解。

  很多人说管理团队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说从业绩上来讲,我们没有把业绩做好。这点我相信所有有理智的人都感觉很奇怪。

  当然这个停顿确实给我们竞争对手带来了一些机会,我们也相信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把这个停顿基本上恢复过来了,我们已经创造了最好的历史机会。相信在新的起点上,再次前进。

  主持人权静:董事会批准了对三名贝恩董事的任留,当时贝恩三名董事,为什么跟大股东有冲突,当时入股的时候,黄家参与了过程,也是同意的,为什么在后来跟董事介入的时候,会跟黄家产生这样的分歧?

  陈晓:原因很简单,从大股东来讲,他认为先天的董事会他不能说一算一,也就是董事会在客观地评判一些环境、各种各样的因素,做出独立的判断。我认为这是好事,并不是坏事。假如董事会完全是黄先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董事会整体已经不成熟,是不合格的。他应该有独立的判断,才是合格的董事会。正是这一点,黄先生可能理解说今天董事会我不能说了算,所以我要改变。而改变首先把贝恩三名董事去掉。这样就回到了大股东完全去操控一个上市公司的状态。这是我们现在的董事会,理性的董事们所不能接受的。假如这样的话,你公司未来会怎么样,投资者会怎么样去看公司呢?今天黄先生本身也不在公司,他在监狱里,他离开公司相当漫长的时间,这样状态下,完全控制公司,对公司的实际情况不能完全清楚地了解,他为什么要其控制这个公司。

  陈晓:有机会去采访他本人的话,可能这个结果是最清楚的。我不能猜测他在想什么。我始终和你一样没有找到答案,今天可能我和他没有办法当面沟通,去交流,无法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我相信黄先生也不会这样想,但背后到底是什么因,我真的不清楚,也是我和我的管理团队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从我们角度来看,公司经过这次危机以后,不但没有倒下去,重新站起来,而且它的状态那么好,按道理来讲大股东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为什么这样?主持人权静:我们看到很多分析,当时永乐被国美收购之后,您任国美CEO时,某种程度上您被架空了,当时很多决定,很多指令的执行,都是直接源于黄先生,您作为CEO的作用非常小,是不是从那个时候黄先生对公司的掌控力及他说了算的想法指令非常强烈?

  陈晓:在07年之前,我不了解。因为07年我到公司以后我们共同制定了一份新的公司发展策略,我们提了口号叫七个第一,一个领先,公司要从根本上要改变过往发展过程里存在的问题,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要做一些改革。这是我们共同制定的,但是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陈晓: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今天我们提出很多观点还是在07年基础上做出更多反思后的调整。一个人假如说控制力很强的话,我感觉这个公司就不应该上市,就是一个私营公司,不应该变成公众公司。

  主持人权静:您刚才反复提到了团队,我们也想就团队多做一些了解,因为在此次事件中,团队是非常关键的。国美现任八名董事是大股东推荐的,国美这个企业是黄光裕先生一手创办的,很多人是跟着黄先生一路打拼发展到今天,为什么到后来出现矛盾的时候,当初跟着黄光裕先生一起成长起来的管理层会如此坚决地站在您的这边,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陈晓:这群人(管理层)有他们的思考,这群人在08年发生这个事件以后,更多的是在执行层面,并没有参与到公司的决策层面。那个时候决策更多的是黄先生和我之间在做讨论。出现这个问题以后,08年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无形之中要有一个新的决策层面。我们在这个时点上就形成了集体决策的机制,很多原来管理层的人上升到决策层,这个时候决策层要做决定,什么是对的,对公司来讲什么是对的决定,这变成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整个过程之中,我们和管理团队之间形成了共识,我们一定要做对的事情。这个“对”并不指某一个人对,而是对公司的整体,对公司的未来,对所有的股东,对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定,这是我们做所有决定唯一的标准。不过在无形之中,让很多原本在执行层面的人,有更深的思考,

  陈晓: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过程。就是刚刚你提到的情感,每个人都会有情感,我相信管理团队和黄先生之间有充分的情感,黄先生本身对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有贡献的,这个企业无形之中带有他很多基因。这是客观的现实,这是无法改变的。从情感来讲,每个人都有情感,但是情感不能代表所有。

  这是今天出现的结果,不能说因为他们做出正确决定,他们没有情感,我相信这些人有情感,不能说情感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只能用情感去衡量,对大规模的企业来讲,特别是我们上市公司来讲,就更不应该。主持人权静:刚才讲到为什么管理层会出现从最初跟随黄先生到后来做认为对的事情,是因为他们最初是执行的角色,在后来黄光裕事情发生之后,融入了更多公司,融入了自己对公司的管理,为什么之前只是执行的角色?这个跟黄先生个人的管理风格、为人处事的态度有关吗?

  陈晓:对,本身公司的管理结构是这样设计的,黄先生更多的是让所有的人执行他的决策,执行权在他自己控制之中,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人不在公司,人在监狱里,已经没有办法去清楚地完整地了解公司的现状和做出决策,这是第一。第二,由于法律上的问题,他没有董事的权利来做这个事情。只能让现在的管理团队在目前自身的判断之中做出决策,他可以用他的想法来影响别人,但是他自己不能替代别人做这个事情。

  主持人权静:管理层基于对这个事情正确的认知做出统一的决定,但是我们想知道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之前说到管理层在黄光裕先生出事之前更多在执行层面,是不是对执行的决策有异议,对黄光裕本人的管理风格有意见呢?

  陈晓:首先刚才讲的原因,他们原来是执行者,不执行决策,现在在决策层面上发挥作用,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承担的责任,简单地执行的话,做到位就是责任。做出决定,那就完全不同,基于思考。通过思考,显然这些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思考,所产生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黄先生很多建议未必是合理的。可能这时的这种反思,原来是没这种机会,这是角色转换带来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在执行上得到了更多的执行层面的认同,所以公司能在那么困难情况下,能够转变回来,能够挽救回来,能够很快进入新的状态,可能还是角色转换以后,每个人需要有真正的思考才能得出结论。原来可能思考更少,所以整个反差是这样形成的。

  主持人权静:能不能简单理解您的回答,在当初黄先生一个做的决定,所有管理层都是执行的角色,管理层认为是有问题的,他们不愿意这么去做?

  陈晓:管理层可能更简单思考的是不承担责任,作为执行者者他们不承担责任,这方面深层次的思考就会小一些。一旦变成你是决策层,你的决定对公司的未来的责任更重大的时候,他们会更理性思考问题。

  主持人权静:当他们还没有参与决策,当他们仅仅是执行层面的时候,是黄光裕时代的国美,当时的管理层也包括您在内,从您加入国美的管理层的时候,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当时会觉得有问题吗?您本人和黄先生之间在决策上有没有过矛盾?

  陈晓:用我们团队的话来讲,在出事之前,这个公司里面和黄先生有不同意见的可能就是我了,因为其他人不在决策层面,而且我们那时候有很多的讨论甚至争论,而这种情况在我来之前是不存在的。

  陈晓:应该有改变,产生了争论。我们有争论,别人看来很特别,在我来之前没有争论,不允许争论。在我来了以后有争论,从管理团队来讲很特别。今天我们团队的氛围就更好了,很多东西可以充分讨论。

  陈晓:我这个人不会轻易说话,一旦说话是深思熟虑,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他感觉无法劝说我,他也接受我这样的观点。

  陈晓:有可能吧,我们约定是在08年底结束。有可能说他完全可以驾驭这个公司,没有我的话,也有这个能力。至于他什么想法,我不清楚。

  主持人权静:之前做过一篇报道,当时讲到国美当时的管理层包括新闻发言人也说到,对所有股东负责。这篇报道登出之后,听到很多网友的评价,其中有一条,您可能不认可,但是这个评价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们都不对大股东负责,怎么样对所有股东负责,所有股东难道不包括大股东,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

  ,所有人都能够想得明白的事情,不能因为我和大股东有一致,不考虑大家的利益,大股东的利益和所有人利益一致的话,一定会考虑,甚至优先考虑,不能因为你是大股东,你的利益特别考虑。假如特别考虑,意味着伤害别的股东利益,这是不应该!主持人权静:您怎么知道现在所有股东的利益和大股东的利益就是矛盾的?

  陈晓:我们是当事人当然比别人更清楚,比如大股东提出特别的要求,显然这些要求会伤害到其他股东,显然我们不能答应或者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方式来做决定。

  主持人权静:您能再解释明白一些,为什么觉得大股东跟现有股东利益是矛盾的?

  陈晓:比方讲09年证监会对公司发生回购事件,对当事人提出起诉,显然这个当事人就是大股东,公司在得知情况后,必须面对现实去做进一步的了解和反应,而大股东显然对此事充分反对。我们该不该做的,不做我们是对公司不负责任,对所有股东不负责任,做了,可能会伤害大股东的感情。这件事该做还是不该做,显然和大股东,和其他股东是完全角度不同。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今天也不想在这里一一列举,有些东西市场已经了解,有些东西市场还不了解,作为上市公司在信息没有公开的情况下,我也没法向舆论去公开。

  主持人权静:至少您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在9月28号的股东大会上,其他的所有股东会跟您同样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吗?

  陈晓:不是我对9月28号股东大会表决有什么信心。实际上9月28号股东表决显然从这两个表决的群体来讲,是不匹配的。一个是单一大股东,他的一票代表30%的多。但我们公司的股东结构,我们的股东有成千上万,而不是一个人。假如说成千上万的人最后的结果和一个人的结果是相反的,那我相信这个结果,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是什么原因会相反。当然我们和很多投资者交流,也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观点和判断,我们也了解了很多。从公司来讲,我个人来讲,我们管理层来讲,我们对所有的股东们都是一样的态度,所有的股东,我相信他们都会以他们投资的判断来做最后的选择,并不是我有多少能力,让什么样的股东做什么样的判断,每个股东对他的投资都会有独立的判断,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投资要负责任,所有的股东会据这样的原因来参与投票,表达他们的意见。我们也讲,我们会很坦然去面对股东的选择,假如股东真的一致地选择了我们,我们应该为股东创造更好的价值,假如说股东并没有选择我们,我们应该坦然离开,让股东再去做更好的选择。

  陈晓:今天离28号很近了,我们也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反馈,他们的意见是相当统一的。

  陈晓:意见统一,不等于投票就完成了。因为从历史上去看,任何一个公司的股东大会,正常情况下,周年股东大会的参与百分比很低,在5月份周年股东大会上,股东参与率大概60%左右,那时候大股东的一票就可以占到50%以上。当时我们认为因为这是突然事件,很多股东并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参与投票,表决他们的想法。所以当时的结果,我们认为只是代表了单一股东的意志,而没有体现整个股东利益的意志。我相信这次股东大会可能参与率很高,大家都会对自己的投资有这样负责的态度,而且已经知道那么多事情要发生,我相信他们都会勇于参加投票,每个人的投票一定基于投资负责的角度和态度来选择。虽然有很多投资者跟我们说他们很喜欢管理层,也很支持管理层,但是毕竟是成千上万,我知道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陈晓:简单来讲,机构投资者支持管理层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事情,刚刚讲过有成千上万,我们不能对每个人有了解,也不能去要求每个人做什么样的选择,我相信他们都是从他们自身的角度做选择的。我对这个结果应该是相当乐观的。

  陈晓:对,投票结果我们感觉是一个结果或者是它一种意志,当然最近也看到很多传说,这个传说是不是真实,我们很难去判断。但是市场上已经看到这些传说有一定的依据了,比方这两天我们股价波动很大,交易规模很大,显然有人在用一些其它的方式在影响投票的决定,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们的股东大会上,这样的话投资者真实的意愿会被得到扭曲。

  陈晓:当然我是很不希望发生,而且从监管来讲,也是不应该让它发生的。现在从市场上看到有这样的迹象在发生。

  陈晓:我并不担忧。这是法制社会,是文明社会,是有市场规律的资本市场,应该有真正的,投资者最后的判断应该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主持人权静:您觉得黄光裕先生有没有得力的管理人才来替代他来接管国美。比如我们在讨论很多人,比如他的妹夫张志铭,为什么张志铭这个时候没有站出来?

  陈晓:我很难替你回答张志铭的问题了。但是确实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他出现在阵营之中。

  主持人权静:接下来聊聊您个人的心理状态,刚才看您桌子旁边有一台电脑,平时您也会上网看一看这个事情当中大家的评价或者观点吗?

  陈晓:对,特别是最新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显然是成为了媒体的焦点。网络的影响力可能更大一些,我们看到很多博客,有一点我很难理解,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只要有人出来说一些客观的情况,或者说一些偏向管理团队的一些意见,这些人都会受到诽谤、恐吓、谩骂,我感到很不理解,我本人受到无数这样的东西,包括我们管理团队,甚至我们的大部分管理团队,核心成员,有一段时间根本无法工作,只要手机开机,一天几百个恐吓电话,谩骂电话,几百条短信,包括我自己的e—mail里,全都是这些东西。只要我们说出一个真相,说一个事实,就会有人来谩骂。我相信这不是媒体能起到的结果,一定是有另外的力量在做什么样的动作,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陈晓:这个很难搞明白了。我相信媒体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的。而且我也问了一些我的同事,包括我们也去了解一些发表意见的人士,无一例外,只要发表说真相,说偏向管理团队的,任何人都会在发表他意见以后,受到这样一些攻击。我相信这不是自然的现象,一定有人在操控或者有人在策划。

  主持人权静:刚才看您桌子旁边有一台电脑,平时您也会上网看一看这个事情当中大家的评价或者观点吗?

  陈晓:对,特别是最新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显然是成为了媒体的焦点。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可能更大一些,我们看到很多博客,有一点我很难理解,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只要有人出来说一些客观的情况,或者说一些偏向管理团队的一些意见,这些人都会受到诽谤、恐吓、谩骂,我感到很不理解,我本人收到无数这样的东西,包括我们管理团队,甚至我们的大部分管理团队、核心成员,有一段时间根本无法工作,只要手机开机,一天几百个恐吓电话,谩骂电话,几百条短信,包括我自己的e—mail里,全都是这些东西。只要我们说出一个真相,说一个事实,就会有人来谩骂。我相信这不是媒体能起到的结果,一定是有另外的力量在做什么样的动作,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陈晓:这个很难搞明白了。我相信媒体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的。而且我也问了一些我的同事,包括我们也去了解一些发表意见的人士,无一例外,只要发表说真相,说偏向管理团队的,任何人都会在发表他意见以后,受到这样一些攻击。我相信这不是自然的现象,一定有人在操控或者有人在策划。

  陈晓:实际上这些情况前期给我们压力很大,但实际上最后这种压力变成动力,因为我们感觉这不应该。假如说完全了解真相的人在推动这些事情的话,意味着我们在是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才会被那些人反对,既然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坚持。

  主持人权静:您会有担心吗?比如说既然有恐吓的电话或者短信,会不会担心那些恐吓变成事实,比如说给家人、自己的安全甚至带来威胁?

  陈晓:每个人都有家庭,都有家里人,这种想法是必然的。实际上我们团队的很多成员都面临这种压力。包括有些比较公正的报道、评论,这些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压力。我自己也会无奈跟他们讲一声对不起,这是你们完全不应该受到的待遇。当然假如说有人操控这些东西的话,显然我感觉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制体系还是缺陷的,理论上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的,而且那么广泛的发生,显然是有很强大的力量在做这些事情。对我本人来讲,这种担心到今天为止应该已经好多了。

  陈晓: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初期,我的家人无一例外地说,你该回家了,你没必要承受这些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可能面临越大,牵涉到我的家人的安全。

  陈晓:我感觉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我还是不能轻易地离开,就回到了2008年年底的时候。假如说你做了正确的事情,你不去维护,不去坚持,那实际上你最后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或者说你会对不起很多信任你的人。那显然不应该是我今天做的选择了。

  陈晓:这种纠结还是有的,包括很多朋友都会受到这样的牵连,这种纠结是必然的,最后要有一个舍取。假如今天倒回来,离开了,离开是简单的方式,但一定不是最好的办法。假如说今天股东们选择我们离开,那我可以很坦然,我没有这种压力,没有这种责任,因为没有选择你。假如他们是另外一种选择呢,选择了我们,显然我们应该为他们去努力,显然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来。因为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特别是08年底到现在的这段,对过去的国美和现在的国美应该采取正确的,不希望企业受到伤害,基于这样的观点,家庭也好,朋友也好,其他的方方面面也好,受到的委屈,只能忍受。

  陈晓:不是放弃,我和我的团队讲,我离开是必然的,就像原来说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这批人能起什么作用。假如今天是我们历史的选择,没法去回避的话,我们就应该勇敢去面对,为了企业更好。假如说未来我们的能力不够,有更好的人接替我们,那更好。对我们来讲,我们始终是企业的过客,今天我们承担这个责任,在这个岗位应该把这个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对,才对得起企业,对得起所有大众投资。我们原来做的很多事情,对大多数投资人、历史最大的股东,得到的利润应该是最大的。这也是我们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完完全全颠倒黑白,指责管理层,我相信这不是黄先生本人的想法,可能是其他的人,利用我和他无法沟通交流客观的状态,做出了更多对我们伤害,对他也是伤害的事情。

  主持人权静:我们看到他的妻子杜鹃刚刚出狱,您觉得她对这个事情判断是什么?

  陈晓:刚才讲到杜鹃,你问我有没有情感。说一个具体的事例,在一审完了以后,想做二审起诉,这里实际上有一个事情。杜鹃女士如果不能及时把两亿罚款缴纳的话,二审的改判可能希望比较小了。那时候是在6月份,缴纳罚款的最后时间差不多到了,但是家里没钱,只凑了五千万,还缺一亿五千万,假如一亿五千万不能及时缴纳,可能二审改变的希望就渺茫了,或者会出问题。听完以后我首先不能理解,黄先生家没钱,只有五千万,很难想象,后面还有很多罚款,假如这个罚款只有五千万,后面罚款怎么办。第二,假如在这个时点不付一亿五千万话,可能改判可能性不大了。当时我就召集了高管团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事情。从情感的角度我们感觉应该帮这个忙,把这一亿五千万及时缴纳了。当时非上市部分的经营情况是很困难的,从08年底出现事情,上市公司的执行完全没有问题,银行授信也恢复了,但是部分银行受信没有恢复,刚好我们在年初制定了要重新启动发展,实现我们新的五年规划,这个时候资金是最大的问题。最后我们管理团队一致的意见还是说再困难,再困难,这1.5亿应该去帮他们解决。最后凑了1.5亿,及时交给法院。从情感角度讲,我们这些人完全有情感的,只要允许范围内,我们会做最大的努力。但是情感超越法律程度,就没办法做深的事情。

  主持人权静:当时帮助了杜鹃女士,交了罚款,她可以出来,您觉得她对当前事件的发展会起什么作用?

  陈晓:杜女士出来以后,我们也见过面,她毕竟是黄先生的妻子,她的观点和黄先生站一个层面,人都有情感,情感还是有的,立场和角度,我相信不会变化。

  陈晓:她也跟我们交流,我们之间能不能有协商和沟通,对我来讲,任何的协商和沟通,不管是过去、今天还是未来,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公司可以稳定,少一些矛盾,少一些不确定因素,同样我们也是讲原则的,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协商的,有些事情是很难协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一方面企业的未来可以更平稳,不要发生太多的矛盾和冲撞,另外一方面,在公司未来的治理上应该遵循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公众公司原则底线操作任何问题,这两条,我相信协商是始终可以,但是原则还是保持。

  主持人权静:刚才听您说了很多,听到了几个反复出现的词,一个是责任,一个是坚持,如果让您形容您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话,您面对大众,您想告诉大家,您是什么样的人?

  陈晓:我实际上还是很普通的人,首先我感觉和别人没有大的差别,只是比别人多经历了这些事件,或者说我们更能够更清楚看到这些事情的本身,所以我们在很多决策上,很难向不了解情况的那些人说可以做简单的判断。今天这样的企业毕竟是公众公司,又是那么大规模的企业,那么影响大的企业,未来的每一步都应该做到正确。我和我的管理团队曾经讲过几个大的概念,第一,我跟他们讲我们在和黄先生的事件处理上,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情感空间,但前提是不违背这些原则。第二,

  这个坚持是不是对所有股东利益一定是合理的,很难讲。但是我感觉只要我在,我坚持这样做。主持人权静:在这个事件背后,我们也谈到一贯的讨论,包括黄光裕先生致所有股东一份信里反复强调的概念是,贝恩有可能成为国美实际控制者,这家民族企业可能成为一家被外资控制的企业,这是黄先生一直强调的立场。刚才您也说到不希望外资成为单一的大股东,这背后的思考又是什么?

  陈晓:这完全是两回事。首先我很怀疑这封信是出于谁的手,我相信黄先生没有这个空间和条件来写这封信的。他始终讲到两点,一个是贝恩要控制这个公司,从贝恩这样的投资者身份去看,他是财富投资者,有哪家财富投资真正控制过一家公司,我没看到这些案例。即便是PG作为深发展第一家股东,都没有去控制这个公司,公司的经营管理还是中国的团队在做。他的决策也应该是完全按照国内银行的惯例在做的,最后还退出。从财务投资的角度,这种写法显然是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被他去影响。从我的理解,我和贝恩的理解和交流来讲,贝恩根本没有这种想法。第二,民族品牌更多的是从情结,就像我说我不希望看到单一大股东是外资一样,这是一种情结。海外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外资企业,另外我们的管理团队不会因为我们的股东结构发生变化,我相信所有的投资者投资这个企业,作为财富投资者来讲,都是希望他的投资有回报,而不是要控制这个企业。另外很多中国的海外上市公司,你说他的品牌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只要在中国市场上,都是中国的企业,都是中国的品牌,不应该是外国的品牌,而且没有任何的财富投资会这样做。这两点是根本不成立的东西,不成立的东西变成口号去影响那么多的大众,他背后到底是什么目的。所以我们始终认为他们所谓的题目后面到底他想做什么,他是什么目的。用这种口号去误导,去蛊惑人,他们背后到底是什么目的,我们一直没搞明白,好像说这个企业不健康了,才高兴,那谁得到最大的好处呢?显然不是大股东,也不是其他的股东,显然不是管理团队,显然不是员工,那么是谁,他现在干什么。我很难理解。

  主持人权静:其实之前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在您的说法当中,媒体用到了“鱼死网破”,当时你说黄先生的政治生命因此结束,所以您才会大胆做一系列的决定,这个是一种误导吗?

  陈晓:这个是一种总结,当然总结是不是原意,我不太清楚,确实跟媒体聊过这些事情,当时聊的情况不像现在他们总结的那么一回事。比方我们说企业要进一步发展的线年,他显然从企业未来的成长角度去看的话,他要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就会差很多。假如对比我们的竞争对手,那显然我们这方面是一个短板。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政治生命,对企业的整个未来长期发展和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的广泛获取,一定是一个障碍。最后这句话就变成了“政治生命结束”,也可以这样理解,这个话并不是太大的错误,从企业发展角度来讲,企业最核心的成员假如说背上了这样的包袱和这样的烙印,对企业长期发展肯定会带来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根据黄先生的个性,他一定会不罢休或者不能放弃,这样的话,就延伸出另外一个话题,假如说长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会变成鱼死网破这些概念。但“鱼死网破”,算是重结果,鱼不死网不破不是更好吗,鱼死网没破,或者网破鱼没死,都是有可能的。这句话带来所谓的导火索,叫做踢走大股东的导火索,确实很遗憾。

  陈晓:我负责任的话,讲的话说,这个话我确实讲过,但是不应该把其中的一段作为我的中心思想。

  陈晓:确实黄光裕先生他的经济犯罪最后判了14年,包括香港的那些存在,对企业的整个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假如这个负面影响再延续下去的话,显然我们和竞争对手也好,这个企业未来长期发展也好,都会背上包袱。这部分应该淡化。这部分淡化不一定我们要全盘否定黄光裕在创建国美和国美初期包括成长过程之中的贡献,这应该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老说黄光裕对国美的贡献是显然的。他作为国美的创始人,在国美发展过程中,有他的贡献,有他的智慧,这也是显然的。包括国美企业之中,有很多带有他的基因的痕迹,也是显然的。对我们来讲如何保持这部分优秀的东西,良好的东西,让他发扬光大,同时对他一部分不合理的东西进行改变,进行改良,然后说那部分不合法,不合理的东西要摒弃,这是我们团队目前应该做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讲,不能简单讲叫去黄化,而是应该继承、保留、改良、摒弃一部分,应该是这个概念,来讲是最好的。

  主持人权静:现在的管理层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即便是现在帮了在狱中的黄先生,如果等他出来之后,重新掌握国美的控制权之后,也未必有好的结果?

  陈晓:首先管理团队很失望的哪一点上?现在不知道是黄先生本人的想法还是外面人的想法,指责管理层的经营业绩没有做好,这是管理团队整体都不能接受的。因为每个经历过的人都深知那个时间我们多艰苦,多困难,我们花了怎样的代价,付出了什么样的以后才换来今天的局面,他现在很简单一句话说不认可。显然是对所有管理层努力的不认同。这点我们管理团队是不能接受的。包括我本人都很难接受,最困难的时候,我个人也为企业承担了那么大的风险,现在还用这些东西指责我们,我们是有预谋的风险,这个风险肯定是黄先生这个事件造成的,经过这段以后,回过头来说不认同管理层所做的努力,这是大家无法接受。假如这一点不能改变,继续对他的信任可能更有问题了。

  主持人权静:会不会得出刚才得到的结论,即便帮他做了很多,也未必会得到认可或者是感恩或者是好的回报?

  陈晓:这是我们的希望了,其他人的感觉,我感觉这个我不能为别人做这些他们的感受。

  陈晓: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公开信,叫我的道歉和感谢。我相信这封信也不是黄先生本人的意愿,我对他的理解,他的能力或者他的水准应该更高一些。从这封信里,我很难看到他真正的感恩。

  主持人权静:所以很多人也在讨论管理层股权激励的问题为在08年以前,股权激励一直没有实施,为什么在您掌舵了之后,才实施,这里的差别在哪儿?

  陈晓:为什么没有实施,我很难回答。没有实施这是一个结果。为什么要实施,08年底发生这段事情,对公司来讲真得太艰辛了,太不堪回首了。很多团队成员都是这样描述这个过程的,因为每个人都不想再想起这段,太艰辛了。而且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整个团队可以完全拧成一股绳,摒弃所有的个人恩怨,完全忘我为企业渡过难关,去努力。这种精神状态,是很难得的,难能可贵。假如说这样的状态持续延续下去,这样的企业生命很强大,任何竞争对手都很害怕的。当时说为了让这种状态可以长期地保持下去。期权可能是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把状态长期保持下去,希望他们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让他们自身能够从价值之中得到一定的回报,通过一种状态把机制固定下来。黄先生他反对,我感觉他比较狭隘,不应该反对。真实的情况他是从头到尾反对。不像现在传说的他也支持,说我们做的不妥当。这件事情我们曾经和他本身有文字的沟通和交流,他从来都反对。

  陈晓:在之前曾经讨论过,之前讨论过股权的问题,永乐是团队分散的企业,团队很多成员都有股份,国美是股权完全集中的企业,所有的管理层没有股权,和他妻子是50%股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曾经讨论可能永乐的方法有点过分,管理团队的持股比重过高,但是国美没有股权的状态也不合理,应该有一定的股权激励。当时有差别,他认为不应该,我认为应该。

  陈晓:这个以后要问他,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认为这是团队共同创造财富的。现在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味强调货币资本。一个企业的成长其实货币资本能起到的作用很小,只是一部分。更大的资本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资本。而社会资源的资本更多是通过人力资本去撬,任何企业成长过程是一样的,原始资本、货币资本占的比重很小,和公司未来的价值不关联,假如说把原始货币资本作为唯一的回报对象的话,那显然这个企业的成长一定会有问题,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环境。

  陈晓:不是这样的。这是符合经济规律。很显然,分析任何一个民营企业成长过程都会看到,早期的货币资本是一个杠杆的一部分。这个企业最后成长起来,一定要靠人力资本的进步。社会资源资本的进步,才会真正形成有价值的企业,而不能说最后这个价值成型了以后,所有的价值回报只有一个对象,只是原始股东,这显然是社会不公平的一个地方。

  主持人权静:我们再说国美未来的发展。在国美渡过危机包括之后,您是否也跟业内人士沟通过,比如说目前国美最大的竞争对手苏宁,你们会有相关的讨论吗?

  陈晓:苏宁利用国美08年事件包括最近的事件,客观上对他们有利一点。对于如何把握这个事件,他们做了很多。但是,国美的新五年规划做了很详细的行业剖析和未来市场的预期。我们认为到今天为止,整体上国美的能力还是优于苏宁的。当然在国美体系之中,它的权益是这样的,有上市部分还有非上市部分。假如从国美管理团队管理的整个业务板块来看,它显然还是要优于苏宁和大于苏宁的。

  陈晓:这个话要看从什么角度和标准进行衡量。用上市公司衡量,确实苏宁比国美大。而我们管理团队管理的是整个国美的业务,也就是它还有大中、非上市部分。大中这块很快会反映到上市公司报表里,国美的管理团队管理的业务规模比苏宁大,市场份额也比苏宁大。单纯用上市公司业务看,确实苏宁比我们要大,这是一个角度和标准的问题。对国美的管理团队来讲,现在是管理整体的国美业务,从这个角度去看,今天还是比苏宁要更大一些,当然距离缩短了。我们认为国美未来会更健康,因为我们在打造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一旦形成的话,我相信任何竞争对手都很难超越和战胜国美。

  主持人权静:您的战略,我们听到了很多,其中比较关键的是提高单店的盈利。我们回顾历史也发现,当初永乐和国美竞争时,包括后来永乐被国美收购,最重要的原因是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当时国美是扩张,跑马圈地;那个时候你强调提高单店效益。那个时候输给了黄光裕先生,到今天仍然要回到提高单店效益的路子上?

  陈晓:这不存在输和赢。永乐的历史比国美和苏宁更晚一些,是不同阶段形成的企业,它的特点是有差别的。媒体上有很多所谓的专家的报道、分析,说是国美救了永乐。完全不存在!还又说大摩和我们有对赌协议,对赌输了。这不是真实的情况,我相信应该有真实情况的体现。

  陈晓:这个话不应该我来讲,可信度有问题。我们可以请专家对这个专门展开讲到底是怎么回事。所谓的对赌协议,只要外资在中国企业进行所谓的股权投资的,基本上都有。我相信所有的企业都会进行经历这些东西。对赌协议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真是这样的结果?我相信所有的类似企业很多,大家可以看这样的情况。

  陈晓:这是所有企业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这一点,都是泡沫。所有的企业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财务报表,另一个是现金流,看这两个有没有问题。如果现金流是负的,这个企业迟早存在问题。

  陈晓:国美会大规模地扩张。我们今年年初制定了五年规划,目前已经启动。对国美上市公司部分来讲,我们未来五年计划已经很明确,要翻一倍以上。但是我们对外没有公开过对非上市部分的规划,实际上它同样要翻一倍多。只是我们对外只能披露上市公司的,没有理由去披露未上市的。今天也看到很多媒体说,我们五年规划的规模还不够大。但对我们管理层来讲,今天管理层管理整体的国美,从它的发展角度来讲,已经是两千多家店的规模了。当然,未来如何去处理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关系,是我们始终在考虑的问题。

  非上市部分要装入上市公司去,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商务部会不会批准?现在看来批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几乎不存在。第二,假如说能够批准的话,装入上市公司的价格怎么来制定?这不是大股东一方面能制定的,而是大股东以外的独立股东来确定的。大股东对价格的判断和其他股东的价格判断有重大差异。

  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完全解决的,取决于很多客观条件。今天我们也负责任地讲,从08年底大股东出事以后,我们对他所委托经营的这块业务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它的状态和上市公司是一样的。

  主持人权静:您刚才也谈到了要装入上市公司,商务部批准很难,未来这块业务怎么发展?

  陈晓:未来这块业务首先取决于大股东本身的态度。现在大股东委托上市公司来经营管理这部分,假如继续委托的话,我们规划里已经把它包纳进去了,未来翻一倍以上;假如不委托,这种情况要另当别论。现在暂时说不装进去,因为装进去是以后考虑的事情。

  另外和竞争对手苏宁比较,我们认为我们的发展是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模式,我们要适度地扩大规模,并不是完全不顾客观环境和条件、简单地追求规模。今天已经过了跑马圈地的时候,今天的发展应是良性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数据的发展。

  陈晓:肯定有他的原因。但是事情发展到今天的状态,谁是受益者?他肯定是属于利益被伤害的一部分,公司价值出现问题,公司不稳定,对他有什么好处?

  主持人权静: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从黄先生个人来讲,我宁愿损失公司的价值、财富缩水,也要这个东西是由我来控制,是我的?

  陈晓:我不希望他这样考虑的。他这样考虑就太悲哀了。这个企业是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不能说因为我一个人的原因让所有的人价值毁灭,这是反社会的想法。

  主持人权静:刚才谈到了杜鹃,您觉得她的立场是不是跟黄家兄妹的立场还会有不同?

  主持人权静:我们再来说说电子商务。这可能是未来一个大的趋势,除了依托自己的网站之外,国美有没有拓展其他电子商务渠道的想法?

  陈晓:本来我们9月份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最近并购了一个电子商务企业,想整合以后推出一个新的电子商务平台。很可惜,最近这些事情已经令管理层很难有精力完成这些计划。我们同时计划组建新的团队,对原有的国美电子商务重新整理和梳理,这个本来在10月份推出来,现在可能有变化。

  我对电子商务未来看好,短期之内行业内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最近听说像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京东商城在财政上也发生了一些困难,我们相信短期内这个行业还会经历过很艰苦的阶段,但是它未来一定有前景。国美对电子商务的重视,包括内部的讨论、战略制定,我相信一定是在这个行业的最前列。由于时间问题,可能在今年年底内重新推出全新的国美电子商务的平台和营销策略。

  主持人权静:9月28号马上到了,一个关于控制权之争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可能国美团队会有增发假话,来摊薄黄光裕先生的股份。关于这场增发,后来一直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消息,能否给我们透露一下增发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还会不会增发?

  陈晓:这个话题我们在各种场合都做过澄清,在8月23号的会上公开澄清,在上市公司公告中也做过类似几次的澄清。

  很多人说是用这个事情踢出大股东。其实,要增发早就发生了,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外界却始终在谈这个问题。谈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又是什么?为什么说我们对一般授权不能放弃?这不是我说放弃就放弃,这是股东大会给予公司的权利。在下次股东大会召开之前,有人说我投的权利要起效,董事会就同意了,这显然不是上市公司操作的方式。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今天要增发。事实总是事实,黄光裕出事到今天22个月,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按照他们的逻辑,要发生早就发生了。没有发生的事,为什么老是拿出来作为指责管理层的话题呢?背后同样的事情也要问为什么?

  陈晓:28号马上就到了,但是对上市公司来讲,我不能说未来什么时刻会发生什么事,能不能发生,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没发生。对上市公司来说这都是敏感信息,依照证监会管理条例,公司不能对未来做决定。只能对过去做决定。

  主持人权静:陈总从80年代开始进入家电行业,从最开始做国营家电公司,到后来一步一步创立自己的公司,再后来跟国美合作,一直发展到今天,您是不是会觉得人生充满戏剧性,所有今天的这一幕当初都没有想到?

  陈晓: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太快,本身它的发展是超乎人们的想象。对我本身来讲,我的个人职业生涯也是超乎我的想象,到今天很多并不是原来设计好的,想象到的。我经常和我的同事们和朋友们讲,很多企业成功,然后很多企业家都自以为是。我的感觉是,我们很多成功的企业家90%以上的人是偶然的,真正必然的没多少。这些必然的人才是应该被大众尊重的人。90%以上偶然的人,自己千万要清醒地判断,并不是由于自身的个人原因,使得企业才会成功,而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综合在一起,这些偶然创造了今天。

  主持人权静:您今天所面临的网上的指责或者道义上的道德的判断,是您从来没有想过的吧?

  陈晓:这些我倒并不担心。因为大家不了解真,假如了解真相以后,还是会这样,那才担心。假如不了解真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不会对所有指责我的网民们有意见,我感觉他们都被蒙蔽了,他们有这样的情感是正常的。

  主持人权静:刚才回顾了以前的职业生涯。往后看,比如下一个十年,你会是什么样?

  陈晓:下一个十年,对我来讲可能太幸福了。我原来说过争取50岁可以告老还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很可惜,08年这件事使计划落空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干我自己喜欢干的、愿意干的事情,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在国美这个平台上,所面临的压力和经历的磨炼,应该对我也是一种经验,可能对我未来的人生也会有帮助。但今天客观地讲,假如说股东们选择了我,我真的还不能离开。

  陈晓:如果把所谓的责任和压力能够卸下来的话,可能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对我个人来讲。但确实这种责任和压力现在卸不下来。刚才讲有成千上万的股东,他们要参加投票,假如说有一万个股东,其中有九千个股东投了票要支持管理层,公司要往他们的方向走,我们怎么面对这九千个人呢?如果我们走了,不管他们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今天我的投资者还不只是九千人,还不是一万个,我上次了解了一下,大概有名字的投资者,不管大小,共有14万多。所以这场选战也是不公平的选战,14多万人让他们统一的思想,有可能吗?我个人有这种魅力让14万人拥有统一的标准吗?不可能。对黄先生来讲,那这一票是他个人的,完全可以统一。我相信我们会尊重投资者的选择,假如真的投资者把责任传递给我们的话,我们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但最后还是要离开这公司,这是我个人的意愿。

  陈晓:我经历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在最近的十年,市场发生的根本的变化。我始终经历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充分享受了这个过程,同时也充分了解和理解其中的规则,我相信我可以有这些经验和能力做一些对我来讲相对轻松一点的事情,同时也可以让我这些能力帮助一些企业少走弯路。我感觉这是我应该有的选择。

  主持人权静:陈总,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对利益相关方有影响之外,背后还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普通的民众进行了一场商业规则的教育,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认定利益的冲突?应该以道德的标准、人品、人处事的准则?还是应该以商业的标准去看待游戏规则?您觉得这件事在中国商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晓:这确实是无心插柳。针对这个事件对企业治理带来的反思,我看了很多文章。作为当事人,客观来讲,理性和感性都是存在的。不管从商业的角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角度,或者所谓的传统文化角度、情感的角度、道德的角度,不可以偏废任何一者。

  但是我们不能把其中的一点无限的放大,比方说所谓的叫做君臣、道义这些东西。首先,

  今天我们的国家也是一样的,更关注民生,道理是一样的。任何的统治者,假如他对民生不关注,他的座位不会长。在我们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典故,即便是君臣,君总得有个样子,叫做君已不君,何来臣?他都是有相对的标准,包括君臣之间,有相对的标准。第二,从道德层面来讲。道德确实我们要考虑,特别在情感上,我们都要考虑,但是比它大的事情是法。到了法这个层面,还一定要去讲情、讲道义,那就变成江湖了。社会变成了江湖,就不是经济社会了。

  西方社会为什么比我们发展更快,是有契约。这是由基本的元素组成的契约社会,有很多企业运转的价值标准和逻辑关系在这个地方。而中国本身是从封建社会慢慢转变到社会主义体系的社会体制,可能我们缺了那一段。今天在补的就是这一段,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有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同时必须结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两头都不能否定。假如我们只提所谓道德、传统,那我们就不要去进入到市场经济领域去。一旦进入到这个领域,一定要遵循它的规则,所以两头都重要。当然,一个没有道德的人,真的很难成为高尚的人,很难去做好一个企业。同时,一个企业它的成长之路有不同的环境和特点,但是若这个企业是一成不变的,说一定是某某人创建,就必须按照他的思维模式做事,这样的企业,我奉劝大家不要去做上市公司,做私人企业完全可以,不受到谴责。假如是上市公司,特别是其他的股东比你股权更大的时候,像我们30%比60%多的时候,你60%多的利益必须考虑,不能用单一的股东利益完全超越,凌驾于别的股东意志之上,必须听我的。这显然不是市场经济应该接受的模式。

  陈晓:这种谩骂也好,诽谤也好,我相信事实很清楚,我们背叛了什么?如果今天企业出问题了,我们有责任。但企业活得好好的,不断成长发展,我们背叛了什么?背叛了股东利益?股东都说我们好,只有现在单一股东的代理人说我们不好,一部分人说我们不好,大部分人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什么?

  陈晓:这句话很深远,可以加很多,有时间专题讨论这个事,我是经历者,可以讲很多。今天很难展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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